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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关怀,可惜他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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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不得不唠叨几句,继续聊聊一些有关南阳的闲话。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刘縯、刘秀兄弟,在他们一生之中,都没有能够脱离南阳人和事的影响。

南阳郡的主体,原本是一块碟状的盆地。盆地里有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河流,在盆地的中部,呈扇状相交,最后汇成了唐白河,向南流入了汉水,成为了汉水一条有名的支流。

自南阳盆地向北而去,翻越伏牛山脉,就可到大都会东都洛阳;西经武关,可到关中京师常安;南有隘路,可去襄阳以及江汉平原一带。

盆地的东北部方城县一带,还有个断陷,使南阳盆地与黄淮平原,也相沟通。

与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一样,南阳盆地也是气候温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土地肥美,沃野千里。

早在战国时期,南阳就开始成为了一个军事重镇。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秦国将新从魏国手中掠夺来的南阳,以及从韩国手中掠夺来的上庸的一部分地方合并,设立了南阳郡,这就是南阳置郡之始。

置郡之前,秦昭襄王“迁不轨之民于南阳”,这就是南阳违法乱纪之徒众多,民风彪悍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南阳地近京师,是西京长安的东南屏障,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南阳郡一直为西汉建立初期,汉天子自领的十五个郡之一,所谓“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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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时代的官吏百姓的眼中,南阳郡具有与其他各郡截然不同的三大鲜明“地方特色”。

第一、由于南阳其地的一部分,原本属于韩国土地,因而南阳其地,多出法家酷吏。如张释之、杜周、宁成等汉朝廷名臣,俱出于南阳郡。

《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

第二、大概是由于秦昭襄王“迁不轨之民于南阳”,迁入了大批“罪人”的缘故,南阳也和长安三辅的陵县一样,人多“任侠”,复仇之风,也特别盛行。

《史记》、《汉书》中,所提到的侠客义士,就有赵调、彭伟、杜公子等多人。

南阳郡也是西汉、新莽时代“复仇”之风最盛的四个地区之一。

两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之中,提到南阳地区两汉之际著名的“复仇”人士,就有刘玄、赵熹、原涉、杜诗、祭遵等名人;

第三、南阳地区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

西汉前期的著名大商人孔仅,就是南阳人。史载“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以上三大特色,在以南阳人为核心的刘秀集团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地域因素。

从某些方面来讲,史家上面所说的光武帝刘秀的“外宽内忌”、汉明帝刘庄以察察为明的性格,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南阳人的特色。

南阳地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刘秀集团得以兴起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而“任侠”好勇的剽悍民风,又使得刘秀集团,在群雄逐鹿时代,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在先秦、两汉时代,南阳郡还具有冶铁和铸币等能够致富的产业。所以南阳郡,一向以富庶繁华,而名闻天下。南阳郡郡城宛城,更是天下著名的五都之一,历来是南北朝廷兵家争夺之要冲。

而南阳民风多样,既剽悍好武,又多商人大贾。

此地官吏百姓,节俭而又好夸奢。除大商大贾外,还有农、工、渔、猎等多种行业,违法乱纪之徒,也常常藏匿其间,难以制御。

3

南阳郡当地,方圆有数百里之广,可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豪强大姓。

那几处豪强大姓,主要以汉朝廷宗室侯爵刘氏,以及邓氏、樊氏、李氏、冯氏、阴氏等家族作为代表。

南阳郡的侯爵刘氏,主要有三支,一支是安众侯,一支是复阳侯,一支是后来最最著名的舂陵侯。

西汉时期,侯爵家所拥有的土地,是以拥有的人口户数为标准,来进行衡量、分配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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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注引《东观汉记》上面的记载,舂陵侯刘氏家族,当初是一个小乡侯,受封的民户,仅仅只有四百七十六户。

虽然当初舂陵侯刘仁“上书求减邑内徙”,但《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没有汉朝廷给舂陵侯减邑的记载。所以舂陵侯的封户,应该依然不少于四百七十六户。

在王莽摄政之时,为了笼络天下人心,舂陵侯又因为“助祭明堂,以例益户二百”,则舂陵侯家的民户,增加为六百七十六户。

如果依据司马迁所言的“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按照这样计算,那么舂陵侯的家里,仅仅以封户计算来说,家族的年收入,就应该大约有十三万五千二百钱之多。

而文帝时期的“中人之家”,总资产的标准,不过是十万钱。

所以,衣食租税超过十万钱的舂陵侯家族,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人之家”,小康之家。

加之当时的诸侯国,盛行在自己领地内的定垦田(封户)之外,自己开垦私有田(可垦田),更加增强了诸侯国的经济实力。

根据《汉书地理志》上面的记载,私有田(可垦田)的数量,大约为定垦田(封户)的三点九倍左右。

如果这一数字,也适用于南阳地区的话,那么舂陵侯家的私有田(可垦田),应该大约有一千八百五十六点四公顷之巨(一公顷为十五亩),合计二万九千一百九十六亩。

后来,刘秀从京师常安太学,回到白水的舂陵侯老家以后,曾在地皇元年(公元20年)左右前往南阳郡城宛城,“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

租,就是田租。刍藁( chúgǎo),是秦汉实物税的一种。刍为饲草,藁为禾杆。《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貇(垦)不貇(垦),顷入刍三石,藁三石。”按照田亩与田租一并交纳。汉代又称藁税。西汉末,刍、藁税也可交纳钱币,所谓刍藁钱。

这二万六千斛粮食,若是舂陵侯刘敞,失去舂陵侯爵位之后,到地皇元年,这大约十年间的田租总额。

那么,按照朝廷规矩每顷交八到十斛田租计,则舂陵侯家当初的私有土地,大约就达到了二百六十顷到三百一十三顷左右(一顷为一百亩),合计二万六千亩到三万一千三百亩。

舂陵侯刘敞失去舂陵侯的侯爵爵位之后,舂陵侯家族,就由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比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侯爵贵族,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权益,变为了一个十分普通,但人口众多、负担很大的平民家族。

这就是以舂陵侯为代表的十万刘氏宗室家族,不满王莽新王朝的统治,并最终不惜家族屠灭,而举兵抗争的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有了巨大的土地、田租等财产所支撑的经济地位,以及刘氏皇族崇高的政治地位,舂陵侯、安众侯、复阳侯等南阳刘氏家族,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南阳郡数一数二的贵族豪强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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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阳刘氏三大侯爵家族以外,邓氏、樊氏、李氏、阴氏、来氏、冯氏等豪族大姓,在南阳郡也很有影响力。

樊氏家族、冯氏家族所在的湖阳县,位于桐柏山的丘陵地带,在枣阳县的北方,大约三十公里的地方。

樊氏家族,以刘秀的外祖父樊重父子为代表,依靠樊氏陂渠,樊氏家族开垦田地三百余顷,而致富。

樊重的儿子樊宏,也有父亲的遗风。刘縯、刘秀兄弟,幼年早孤,受母亲的娘家樊家的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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