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六)

“《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

“《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从《汉书·五行志》里所看到的《京房易传》，不同于释《周易》也叫“十翼”的那个《易传》。这京房《易传》尽是讲“妖占”的东西，与“星占”属一个体系。“星占”是以天上的“星象”，来解释人间的“政象”。而京房的《易传》内容所反映的是看大自然中的反常现象来对应政治现象，这也是时代里的”天人感应”学说下的”实证”。《京房易传》虽名字称《易传》，实与释《周易》的《易传》是两回事。虽然所称《京房易传》，但内容不是解释《周易》的，而是妖占言语，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属妖言惑众的东西。

而到东汉又是谶纬迷信泛滥成灾的时期。所谓“谶”，是术数占验预卜吉凶的隐语，它既有文字，又有图，所以又叫“图谶”；所谓“纬”，是衍经书的，即对儒家经典神学化的解释。

《后汉书》里称：“是时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甚至于“光武避正殿，读谶坐庑下，浅露中风苦咳”。

这光武皇帝，读起谶纬这些神秘的学说，到了何等的地步，要比孔夫子晚而喜《易》，韦偏三绝还要用功，这样自然是上行下效。皇帝读占验神秘之学如此用功，而底的儒学者，能不呕心沥血的去发扬光大术数占验的理论与研究么。

而东汉还有一位被现代人大赞与称颂为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可是与他的著作《论衡》一书里宣扬的“命理”学说不相称。正是王充为后世命理学说理论的鼻祖，你若不信可研究《论衡》一书，再结合唐、宋、明、清的八字命理书，就明白了王充《论衡》一书的实质内涵了。可以说王充阐述的“命定”学说，为后世八字批命，替代八卦批命，立下了“不朽的贡献”。而正是八字命定之说，把国民进一步引向愚昧与深渊，也把国家引向深渊。应当对王充《论衡》一书里的“命理”学说给于揭露与批判。

而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在汉时期因阴阳灾异”易”说而销声匿迹，讲阴阳灾异讲的过了头，也把汉帝业讲到了尽头。

汉代象数占验筮术的勃发，正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从“天人感应”(先秦天命神学的深化)到“谶纬神学”思想下的产物。

汉代儒学中的神学思想来源于古代的原始巫术迷信，及战国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秦汉之际的方术思想。汉代儒学神学化产生于汉武帝时期，经过东汉谶纬神学的发展，最终在东汉章帝时期完成。

为适应汉武帝皇权专治的政治需求，董仲舒既发展出“天人感应”思想，建立君权神授论；又吸收“阴阳五行”思想，神化封建等级秩序。董仲舒的神化儒学被发展为谶纬神学，并得以广泛应用。

阴阳、五行既成为帝制时期里”术数”的伪理论根据，又是帝制时期里”术数”上的使用工具(《中国方术大辞典》把凡是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以行占卜之术的，皆纳入术数范围。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八字批命、拆字、起课、堪舆风水、择日等等)。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无疑成为帝制时期里人们迷信”术数”的动力之源。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既上天与人间是相互感应的，也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传》)的理论体系。

如皇帝去泰山封禅(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就认为会感动上天(帝神)，给地下降福祥(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均去过泰山封禅)。如民间人们求雨，认为上天感应就为人间下场雨。

进入帝制时期不但不反对占卜，而且更是张显了”天人同构”的神学思想，已不再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反对占卜迷信思想，帝制里不需要理性，更是排除真实孔子的”易学”理性思想。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正是两汉时代里”天学”(天命神学)风气环境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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