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五)

“卜曰，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道，有席焚焞置于燋，在龟东……。”

《礼记·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喜事选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事。”

“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

《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周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衹，以禋礼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森川泽……。”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帅执事而卜日……。”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课，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涖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

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上春衅龟，祭祀先卜……。

占卜：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筮卜：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日巫咸……。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贞……。”

……

这就是《五经》里《礼》中的东西。《周礼》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说，这也成为经书，作为帝国培养人才的范本。

5再看“五经”之一的《春秋》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非常简略。而释《春秋》的是“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春秋左传》。

根据学者的研究，《公羊传》、《毂梁传》皆成书于汉代，《左传》成于战国时代。《公羊传》着重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讲求“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在西汉景帝年间才著于竹帛之上，前期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而《毂梁》、《公羊》都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称“古文经”。

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毂梁》、《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春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根本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春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处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春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子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神启决疑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种“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面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虽用于阐述的事理，但歪曲所引用《周易》里的文句。并以此引用论证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

而西汉刘向也是一个想依天命神学思想试图框正王权政治走向的人物。

刘向本是汉皇家本族，《汉书·楚元王传》里有刘向传。刘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时的重臣，并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里，有不少引用《周易》文来阐明所陈事理，如同引述《诗》、《书》那样一同看待《周易》。无疑刘向是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的。

同时刘向也是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人，目的是以阴阳灾异学说框救时政，避免国家灾难发生，以及试图纠正帝王的错误行为。《汉书·楚元王传》里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以，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刘向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也许是时代整个风气所趋。

而与刘向同时代里有一个对八卦象数筮术学，可以说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就是建构出八卦纳甲五行生克六亲筮术的开山鼻祖——京房。

说京房在“易学”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不为过，因为是到京房时才把八卦筮术从《周易》里分离出来，八卦筮术自成体系了。自京房建构出八宫纳甲筮术用于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与《周易》有什么瓜葛了，完全抛弃了先秦史巫借着《周易》里的文辞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那种方法，至到今天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所谓的“周易预测”，或称”六爻八卦”的，实乃就是用京房建构的八宫（八卦）纳甲算卦术。

《汉书·卷七十五》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这正是西汉“象数”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所谓“象数易学”里的新筮术，是以卦说、阴阳、四时、节气、七十二候纳入到“八卦”体系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这就是西汉“占验象数易学”的特点。

京房尤其是“占验象数易学”里筮术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皇帝这时也是有病乱问医，皇帝已深陷帝国的危急之中，上有宫庭里宦官与外戚当政中勾心斗角的重重政治危机，而下有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以及人祸和天灾不断的发生，往往皇帝陷入焦虑、困顿、困惑的交织之中。

《京房传》里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由此内容看京房并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术来消灾，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顿吏治，可以说京房理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课”后，遭到权臣、中书令、石显（宦官）和显友五鹿充宗（尚书令）的嫉恨。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也是帝王专制里不是外戚当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京房自己设套（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实验。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职上，月余下狱，尔后弃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年四十一岁。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体现了专制帝王时代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从“考功课吏法”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考吏治”，而在于“考皇制”，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标，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课吏法”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考功课吏法”，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随时听信他言，而改变初衷的人。京房终于应验了《系辞传》里那句经典的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七十五》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景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则能从历史观“象”中看的清楚，这一段可说是总结了西汉“占验象数”学的发展过程，总结论述的很是恰当。在历史家眼里那些“假经设谊依托象类”之学是害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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