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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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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庆中的文章里已知李景春同样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而又是哲学书的双重性质的说法。李景春认为《周易》的哲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之书”,这说明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讲的《易经》哲学,那是援《易传》里内容而说成是《周易》里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八卦”阴阳讲变化的,那种所谓的哲学与《周易》里的哲学不沾边,与笔者所讲的《周易》哲学不是一回事。这还可以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里得到印证。

“如李景春先生说:‘周武国王所领导的战争是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而这个战争所以能够发动,是由周易哲学的作者的文王所准备,所培育的。’”(《周易探源》第153页)

“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对于《易经》编者,既要指出他的进步性,又要指出他的局限性,而对于《易传》,更要严格地把它跟《经》划分,不要以“传”所说的就是“经”所本有。有些人颇有混“传”于“经”的毛病,如李景春先生说:‘引伸是对原来事物的引申,发挥是对于原来事物的发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这话是不合逻辑的……引伸发挥的只能是引伸发挥者的思想,不能说就是原来的事物已经含有。”(《周易探源》第160页)

“李景春先生选取了几个卦来说明卦的次序的排定是合乎质变,矛盾转化,质变继续产生,矛盾继续转化等辩证法的道理。这意见我不敢苟同。”(李镜池《周易探源》第169页)

由此印证了李景春援“传”于“经”而阐述出《周易》的哲学思想吧?但李景春先生谈的“引申”道理,不能说不对。而《易传》是“象数”阐发《周易》,还不同于“引申”。若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来”证明《易传》“引伸发挥”的正确性。恰恰《周易》一书并不讲“象数”、“阴阳”,而《易传》确“引伸发挥”出“象数、阴阳”来。而《周易》的确是一部哲学书,可《系辞传》却“引申发挥”出占筮说。这说明《易传》不能代表《周易》的思想,《易传》代表了学术研究者的认识而已。李景春援《传》于《经》(指《周易》)来阐发《周易》的哲学思想,那不过是《易传》里的思想而已。

“任继愈先生跟李景春先生一样,选取其中几个卦,说这样上下配搭是有意义的,有‘万物交感的观念’。说《易经》作者认为上下两个事物如果不相交,这一卦就‘不吉’,上下易位,才可以各得其所,凡是这类的卦,都有上下交感之象,所以一般是‘吉’卦,与此相反的卦,就是‘不吉’的卦。他举出《泰》、《否》、《既济》、《未济》四卦做例证。”(《周易探源》 第169页)

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里说法印证了李景春所谓的《周易哲学与辩证法因素》还没有真正揭示出《周易》里的哲学思想,只是通过《易传》认识的《周易》哲学思想,是以讹传讹的东西。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李景春说的“《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之一”这说法。但必须把“卜筮”之说从《周易》上剥离出去,又要把《周易》一书的六十四篇文章注释的是符合《周易》原创的真实哲学含义。那时说“《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才能站着脚。若既认为《周易》有卜筮功能,又说《周易》有哲学思想,就陷入悖论的泥淖。

易学家黄寿祺,也被张其成的一书中列为认为《周易》是哲学的其中之一。而张其成的那部书里也是断章取义说黄寿祺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单从张其成的那部书里看到这一句话,无疑认为黄寿祺先生是认为《周易》一书是哲学,不同于众多学者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使人不能不对黄先生肃然起敬。但看到黄先生的《周易译注》一书时,觉得张其成是断章取义。而事实黄寿祺先生也同样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这说明不看作者的原书,就会听信以讹传讹的说法。

黄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翻开《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与这些符号紧密关联的卦辞,爻辞,这就是《周易》的“经”文。

《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据上文对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学意义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我们通过《周易译注》前言里的说法和对《周易译注》里的注释来看,我们就明白了黄寿祺先生所说的《周易》是包括“经”与“传”的,他说的“经”就是所谓的“卦爻辞”,这实际是《周易》的内容,应称《周易》。所以黄寿祺先生认为的《周易》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而黄先生认为的《周易》哲学是“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这无疑说明,还是通过 “象数”学说引发的哲学之说,单就这说法也与《周易》原创内容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回事,何况黄先生又把《周易》说成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黄先生已然没有揭示到《周易》的真本义、真哲学。故黄寿祺先生《周易译注》前面的《读易要例》的里还大讲“象数”与“图式”。黄已然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者中的一员,同样是继承了《系辞传》里《易》学思想,是把《周易》双重性质说的换个说法而已。所以黄寿祺先生在对《周易》里“文辞”译注时,就出现了“象数”以解之。如对《小畜》里的所谓爻辞的解释:“九五,心怀诚信而牵系群阳共信一阴,用阳刚充实丰富近邻。上九,密云已经降雨,阳刚已被畜止。至高极上的阳德被阴气积载,此时妇人必须守持正固以防危险,要象月亮将圆而不过盈,君子若往前进发必将遭凶。”

这正是用阴阳爻位来解释“文辞”,使人遗憾的是黄寿祺先生不能排击筮术说与“象数”说,而在注释《周易》却被筮说与象数说玷污了。但黄寿祺先生的《周易译注》里的有一些译文还是比较接近《周易》原文哲学内容,但《周易》里的文章,只要用心,逐字的翻阅《辞源》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查看,抛开传统上《易》学象数联想发挥,就很容易把握与翻译,即非常明显表现出“文章”的逻辑性与哲学的内涵来。不难看出《周易》每篇文章所体现“文以载道”的哲学思想来。笔者却非常遗憾惋惜黄先生若能剥离“筮卜”说与“象数”说而注译《周易》。把《周易》恢复其原来的哲学思想,那么,《周易译注》一书可真是光照千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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