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二)

我们再听听现代史学家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说：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1页）

看郭沫若发出诗性般语言的说法，多么的诗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与诗人。

这论证《周易》也不忘体现诗人的浪漫。而正是“诗性思维”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这用“诗”的语言说《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先生又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页）

“《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是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的血肉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40页）

就连郭沫若这一身兼多“家”的大学者，把《周易》说的干脆利落，《周易》是巫术。既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又是灵签符咒。不知历史学家郭沫若是如何考证出这种性质的。单从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看，郭是从《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里断章取义而抽出认为可反映某个时代生活、宗教等并归列一起的“断句”，再分析出自己认为的根据来。这本身是一种望文生意、主观认为。所以郭沫若推导出的那些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如郭沫若见《周易》文章中出现有“鱼”，有“猪”，有“马”的句子，就归到 一起来分析，就认为《周易》一书产生在“渔猎”的原始时代，这种学问做的太不可思意了吧。郭沫若对《周易》的那种研究方法是误人子弟的学说，而用《周易》里的文章“断句”，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岂不是误入歧途。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台湾的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对《周易》是这样的说法：“《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地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地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8页）

柏杨这种演义化的史说，却也让人对中国历史没有以往那种敬重感了。柏杨虽然认为《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在历史上成为星象家们占卜吉凶之用至到今天。柏杨这种看似玄妙的说法，实乃是对《周易》或《易经》的内容称为都分不清，不能不以一个“玄书”来解释他认为的《易经》，实质他什么也没说清。

金景芳教授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易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