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十八)

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说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说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清人皮锡瑞的《经学通论》里有此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术数’，不欲以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以论辩。今辩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辩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征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皮锡瑞的总结，虽然也认为“《易》又本卜筮之书”，但所认为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确实正确，但皮同样说的个悖论。

而皮锡瑞提及的张惠言与焦循，实际是复兴后汉开始的象数义理释《周易》学说，当然与谶纬之学是不相同的学说。谶纬之学是偏重于阴阳灾异占验之学，而汉象数义理学是从象数上解释《周易》的义理。

张惠言以象数解《易》，是以虞翻象数易学基础。但虞氏取象释《易》，已感觉《说卦》中的那些八卦取象不能满足解释《周易》，虞就发展了八卦取象。这被虞发展出的八卦取象，在易学上称为虞氏逸象。

张惠言在他的代表作《周易虞氏义》书中大量运用了虞氏逸象，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是一部疏解補注类的著作，以《周易集解》中有虞翻《易》注者全录，并对其中一些加以疏解。而《周易集解》中没有虞翻注解《周易》的，则根据虞翻解《易》的思路，加以補注，可想是以象数阐发《周易》之理。实乃是对所谓“易卦”里某一卦象，能出现几十种取象解释，哪里是在解释《周易》呢？

“象数易学”都是从《周易》里的一套符号系统派生出的卦学学说，与《周易》已无干系了。

“象数易学”到清代复兴起来，代表人物是张惠言、惠栋和焦循。惠栋整理并注解虞氏易学，张惠言进一步加以充实。清朝汉象数易学复兴，是清初黄宗羲易学所开的先河。

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在考辩《易》学上的代表人物是黄氏兄弟（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又被现代人诠释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们先看看《明夷待访录》“人权宣言”了什么？

《明夷待访录》开卷说：“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也，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道秘其百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这开卷前二百三十多字，类如现在写在书前面的序，或叫前言。这是黄梨洲交待写此书的心志，即写书的目的。即是要献策于明主，学王冕与箕子那样，这均是用典。王冕是明朝人，箕子是商末周初人。王冕仿《周礼》一事不详，但箕子是纣的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史说商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为纣所囚，武王灭商，释箕子带镐京。武王访箕子，箕子进策“洪范九畴”。《周书》里有“洪范”篇，认为是箕子作。这里表明了黄宗羲的心思，有箕子之心，待明主出现，而黄出书时已是清朝的臣民。

我们还可通过黄宗羲的那部书名《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待访”，便知作者其心意。“明夷”一词本是《周易》一书里一篇文章名（即后来所谓的“明夷”卦名），《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利贞”之句。

原创《周易·明夷》全文是：“明夷，利艰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门庭。箕子之明夷，利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