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二十一)

《系辞》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说的无疑是通过“象”，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八卦”是以通神明之德，及衡量区分万物之情状的，又通过取《离》之象，发明了猎取鸟兽的工具。确实汉字的发明，离不开物的“象”，才有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取象思维是上古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条途径方法，取象不单单是占卜术的方法，是上古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但不可否认象思维从占筮发展上升过程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中国占筮史中可以看得一清而楚的。

在占卜术上，龟骨卜确实是通过甲骨的烧灼而产生的裂纹形状，而通过纹理形状取“象”，来分析解读对照所问及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这就是所谓的“龟以象示”。殷商留在地下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以龟卜兆示所谓的吉凶“天机”，来做为行动的指导是无疑的。

甲骨卜的取象，同样是以类比联想问及人事吉凶。这“象”与问及人事吉凶之间的中介是认为神示的兆纹，而再通过兆纹象形来比类联想附会出所问的人事吉凶来。虽然这“取象”与问及的人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那种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因古人认为万物是“帝”（神）建构与主宰，占卜即是一种神启的方式，认为龟能通神。再者人们又相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人合一”观念，通过神启出的龟骨兆纹，就可比类联想到人事吉凶上来了。总之，即是思维方式所决定下的世界观与方**。

早期的龟骨占就是通过对甲、骨烧灼产生的裂纹，而看形象以类比联想所问及的人事吉凶问题。

在《周易》一书之前肯定的说，已有了筮法，即所谓的用蓍草筮的方法。西周前期已用蓍草卜问是存在的，但如何筮法，已不祥，有待学者对西周前期的筮法做出研究与考证。

那么，《周易》一书里有没有“象”、“数”呢？很遗憾的说，《周易》原创内容里既没有“象”说，也无“数”论。正因为《周易》一书不是讲筮卜的，所以才不涉及“象”与“数”。原典的《周易》，即那六十四篇文章，是一部义理书。而后来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认为能占筮卜问吉凶的卦爻结构之书，把六十四个“六联体”的画符号装进去八种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又通过“数”的起蓍方法，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也自然附带出认为《周易》某一篇名及文辞，又用那些文辞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已不是《周易》原创内容的意思了，而是史巫“发明”出的筮术。

八卦筮卜是借助卦象模式运作的，以类象形式表达的，以“数”起筮方式推演卜问人事吉凶的巫术行为。春秋时期史巫把《周易》当成筮卜书，必须通过对“画符号”的改造与附上取象的一套筮术内容，才能变成筮卜工具的。

我们通过《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史巫筮卜例子，所谓“以《周易》筮之”，那已不是原典《周易》了。通过那些筮例已知如何用“画符号”里的取象类比、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 春秋《周易》文本，一样通过“大衍之数”的说法，就可起出一“卦”，就能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就能通过画符号取象及画符号里的所系繇辞来比类联想人事吉凶了。懂得了“大衍之数”里“十八变”得出某一画卦符号，就可算卦了。这是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占筮里的起筮方法是与“数”有关。起筮（后称‘卦’）是用蓍草（春秋时期）要通过复杂的“数目”推演，把数也看成天地之数，“数”也被赋予上神秘的属性，自然通过“数”而得出一筮（卦），就认为是神示了（本身用蓍草起筮，也是模似天地四时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筮以数吉”，所以起筮是离不开“数”。

而后来把春秋《周易》文本按画符号创六爻之说，增添“九·六”之数，把“繇辞”变“爻辞”，赋予上“数”的理念。又通过“数”列并赋予爻位里的取象，如把第五爻说成是王位。总之，是一种附会之说。

自春秋时期，把筮术里的“象”与“数”附会到《周易》头上，从《左传》里留下来的筮例来看，春秋史巫筮卜是要用八种物象（后总结为“八卦”），又要用蓍草来起筮。通过数目排列推演十八次变化才得出一筮（卦），并可通过某一“六联体”画符号取象及借用《周易》里的文辞，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了。蓍本身是有数的，又是通过数目排列才能推演出一画符号（后称卦符号），而龟占就不需要数目字。一只龟，二只龟都是龟，都要通过一只只的宰杀，烧钻看裂纹，以看其形象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两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才有龟是“象”，筮是“数”的说法来。

通过春秋战国筮术的不断运用与象的发展，才有《系辞》与《说卦》里的八卦筮术上的“象”、“数”的理论总结与八卦取象归类。也就有了义理之“象”的论述。才有了《系辞》文里的那么多的“象”说与“大衍之数”的起卦方法。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以制器者尚其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系辞》里的这些“象”说，虽多是从义理角度论述“象”的，但归结是“君子属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就削弱了《系辞》里义理“象”说，《系辞》变成了亦筮亦理的东西。

《系辞》里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这就是所说的“数”与筮卜的关系。?? 还有所谓的“九·六”之说，即把“初”至“六”之爻数列里也附加了适应筮卜的东西。如“位”说，天子谓五（五爻），三爻为公位，小人谓四爻位。后人算卦若占出“九五”爻，那就认为是上上大吉的兆示了，这已成为人们习惯的文化认知模式，而爻位之外还附会上阴阳之说。

这以上是汉以前“象”与“数”的发展史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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