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欣慰，大女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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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王莽帝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从京师太学回家至今，已经整整有四个年头了。

在这四年里，新王朝的最高领袖王莽，继续扮演着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角色，施行着复古改制的新政。

那时的四方边塞，新王朝与匈奴汗国等四方蛮族的矛盾更加激化，相互攻打，边塞骚动不宁。

新王朝国内，王莽对民众残酷地搜刮打压，对新贵们百般纵容。

新王朝越发政令混乱，没有一刻的安宁。货币混乱，社会动荡；黎民饥穷，灾害连连。

朝廷内外，危机四伏。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无辜无援的贫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骄奢淫逸的贵族富豪以及耀武扬威的大小官吏，也完全没有一点安全之感。

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反叛的火种，早已经在天下各郡县不断地萌发，并开始四处蔓延，有星火燎原之势。

不仅仅是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流民、灾民纷纷沦为盗贼，四处抢劫求生。

就是小有资材的豪强大族，前朝刘氏宗室等，也纷纷结营自保，努力求存，组织武装，与官府和盗贼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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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縯、刘秀兄弟，因为当初都曾经在京师常安的太学学习过的缘故，眼界看法，与常人并不一样。

他们兄弟，当初曾经都是新王朝的士大夫里面，很认可王莽和他的改制的士大夫之一。

在刘縯、刘秀兄弟眼里，王莽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之徒，曾经还是他们心中兴利除弊的偶像。

虽然王莽有这样、那样的性格和品行问题，比如他刚愎自用，有些自以为是；甚至假仁假义，像个伪君子；他常常拼命地神化自己，维护他这个皇帝的威严，如此等等。

但在总体上，其实起初当政的王莽，还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锐意进取，大力改革西汉末年几位帝王的弊政，而获得了天下民心的支持。

最终，王莽依靠新兴贵族和大众的支持，凭借没有流太多血的宫廷政变，而夺得了汉朝廷的大权。

那时，王莽虽然违反了当时的礼教与皇权即位规则，但却顺应了当时天下的局势，满足了天下百姓的部分利益诉求，所以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拥护。

王莽的改制，错在了只是一种城堡政治主导下的食古不化的革新。

那是一种由新的权贵阶层主导的，维护他们新贵小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改制，而不是谋求天下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变革。

这样的改制改革，土地改制，释放奴婢，钱币改造等等，当然很难获得大多数官吏百姓的支持。

王莽一味地采取复古、崇古的对策，朝令夕改，也未能始终坚持他自己的正确改制方针和原则。

他实施的政策，也是混沌糊涂，没有注意改革的大节和节奏，以及轻重缓急，没有主次轻重之分，不能够因时而变，根据现实状况，解决实际问题，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的总趋势。

王莽常常只是在一些枝梢末节上做复古的文章，在一些末梢枝节的官名、地名问题上纠缠不休，念念不忘恢复旧时的理想制度。

而王莽手下那些赖以帮助、协助王莽实施改革政策的官僚阶层，又是那样的昏庸无能，贪婪自私，腐朽无比。

官僚阶层拼命借所谓的改制改革，去掠夺大众的财富，扩张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范围。

最终，王莽不仅损害和得罪了新旧贵族势力，而且使天下普通民众，因得不到新政的好处，而深受其害，对新王朝大生不满、怨恨和抗拒。

终于导致，王莽倾注全部身心的改制革新，以惨淡收场，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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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縯、刘秀兄弟，只要一想起王莽新王朝，对朝廷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处理，心里就愤懑不已。

这几件大事，最能够证明，掌握朝廷的新王朝大小官员们的无耻与昏聩，决策机构的漠然与冷酷，迟钝与无能。

作为新王朝最高决策者的王莽，他的颟顸与昏庸，处事食古不化，没有伟大的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宏伟的气魄的行径，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长平观西岸崩裂，土石坠入泾水，阻塞河道，河水泛滥成灾，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新王朝文武官员，不仅不思治理水患，拯救百姓，居然为此事异口同声地向皇帝王莽祝贺，谄媚，认为《河图洛书》所言，“用土填水”，预示着匈奴汗国即将覆亡。王莽对此，居然是深信不疑。

王莽对泛滥区百姓的苦难置若罔闻不说，反而逆天行事，派军做进攻匈奴汗国的准备。

天凤三年（公元16年）十一月，翟义的党羽王孙庆，被官府捕获。

王莽居然不顾自己一贯以大儒自称，以仁义道德自居的面目，凶暴地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下手，残忍地把王孙庆剖腹剥皮，挖出心、肺、肝、脾、肾五脏，解剖其尸体，“度量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以警示那些叛逆者。

王莽的残暴与苛酷，没有宽容气度、狭隘卑贱的心理，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愤怒与怨恨。

对待匈奴汗国等非汉民族的政策，王莽的新王朝又实行歧视与侮辱的政策措施。